书画深处访苏轼

苏轼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不但在诗文、书画等方面造诣深厚,在医药、烹饪、水利等领域也有所贡献,其高雅的生活品味与豁达的人生态度,更散发出独特的人格魅力。苏轼是备受景仰的文人典范。

从北宋至今,学习与研究有关苏轼书法和绘画作品的学者颇多,日前故宫首次举办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我们邀请专家学者,探究《人来得书帖》《阳羡帖》和《西园雅集图》里的苏东坡遗事趣事,为读者呈现一个更真实生动的苏轼。

《西园雅集图》中的C位苏东坡

——以国博本明人无款画卷为中心

朱万章

“西园雅集”是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绘画母题。最早创作《西园雅集图》的是北宋人物画家李公麟。据相关文献记载,李公麟是应好友王诜(晋卿)的邀请,将参与西园雅集的苏轼(东坡)、苏辙(子由)、黄庭坚(鲁直)、秦观(少游)、米芾(元章)、蔡肇(天启)、李之仪(端叔)、郑靖老、张耒(文潜)、王钦臣(仲至)、刘泾(巨济)、晁补之(无咎)、僧景秀(圆通)、道士陈碧虚连同王诜和自己一共十六人绘入画中,另加上书僮、侍姬等,凡二十二人。在李公麟之后,这一故实人物画成为画史上一个永恒的主题。宋以后,各种绘本层出不穷,尤以明清两代为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元明清时期创作的《西园雅集图》有数十件之多,可与“兰亭修禊”系列相提并论,属“雅集图”中存世最夥者。

明人无款《西园雅集图》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系众多明清“西园雅集图”系列之一。此图并无作者款印,引首有明代书法家许初题小篆四字“西园雅集”,款署“许初书”,钤朱文方印“许氏元复”。许初,字复初,一字元复,吴县(江苏苏州)人,活跃于明嘉靖年间,历官南京太仆寺主簿、汉阳府通判,擅书法,以“二王”为宗,尤其工篆籀,同时兼擅篆刻,《明清印人传》中有传。此“西园雅集”四字书写在宋纸上,为所见许初仅有的篆书作品,结体沉稳,朴茂典雅,乃明代篆书中罕睹之作。因许初主要活动在明嘉靖年间,故从其题写引首,大致可推断出此画的年代当不晚于此时。在画心卷尾有朱文方印“衡山”和白文方印“徵明”,拖尾有署款为文徵明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以行草书抄录《西园雅集图记》,款署“文徵明”,钤白文方印“徵明”和朱文方印“徵仲”。就其书风看,似显稍弱,且气韵不流畅,与文氏风格有一定距离,其钤印亦与文氏常见印鉴略异,故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专家认为“文徵明跋(伪)”,是很有道理的。拖尾的引首章朱文圆印“停云”和朱文长方印“墨林”,亦均为伪印,但在后隔水上倪文蔚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的观款却是真的。此图曾经张静斋、翁鼎臣、倪文蔚等人鉴藏,是一幅流传有序的明画。

画卷中,右侧树下为两个书童,往左侧,在芭蕉、太湖石和松树之间,有六人围桌或站或坐,中有一人提笔而书者,即为苏东坡,其侧持卷站立者为王晋卿。再往左侧,在山石前站立题壁者为米芾。画中两个标志性人物为苏东坡和米芾。两人的造型几乎决定着“西园雅集”的主题。在此图中,苏东坡为正面像。但有意味的是,在现存所见宋代的《西园雅集图》中,苏东坡的造型和位置则与此图并不相同。在宋人《西园雅集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苏东坡与王晋卿、蔡天启、李端叔等四人围桌而坐,苏东坡在桌的右侧,抚案而书,王晋卿在其斜对面,其侧为李端叔,对面为蔡天启。画中,苏东坡为侧面像,王晋卿为正面像。在传为马远的《西园雅集图》卷(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中,有至少十三人围观苏东坡挥毫,而苏东坡则站立而书,亦为侧面像;传为刘松年的《西园雅集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虽然与前述宋人《西园雅集图》卷一样,写苏东坡等四人围桌或站或坐,但苏东坡的位置则正相反,在桌的左侧挥写。由此可见,即便同是宋代的《西园雅集图》,其苏东坡的位置与造型也都是不一样的。但相同的是宋代《西园雅集图》中的苏东坡无论怎样变换位置,其总是侧面像,而处于正面位置的几乎都是王晋卿。元代以后,这种情况开始逐渐改变。在赵孟頫的《西园雅集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苏东坡不仅为正面像且居于画中的中心位置,虽然王晋卿也为正面像,但居于苏东坡之侧,处于次要位置。明代尤求的《西园雅集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和《西园雅集图》卷(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中,苏东坡形象不仅为正面像,且处于绘画的中心,而王晋卿等雅集的组织者则完全被边缘化了;明人李士达的《西园雅集图》卷(苏州博物馆藏)中苏东坡也为正面像,且处于中心位置,而王晋卿等围桌观赏者则变成了背面像。这种状态在清人的《西园雅集图》中表现尤为明显,如石涛的《西园雅集图》卷(上海博物馆藏)中,苏东坡怡然自得,以正面像坐姿而书,王晋卿则站立其侧,做倾听状。在华喦的《西园雅集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吴滔的《西园雅集图轴》(中国艺术研究院藏)、谭鸣的《西园雅集》(广东佛山市博物馆藏)、顾樵的《西园雅集图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和王云的《西园雅集图》(山西省博物馆藏)等清代画作中无不如此,且王晋卿等当时的显贵人物几乎成了摆设。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话题,苏东坡在《西园雅集图》中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宋代到元明清的绘画中,苏东坡由配角演变成了主角,到了明清时期,他又成为了画幅的中心。据此可知,至少在元代以后,苏东坡在文人圈中的受众与传播,达到了一个顶峰。图像证史,在系列《西园雅集图》中,可看到苏东坡的接受史。

《人来得书帖》:为何送一担酒

仇春霞

陈伯诚去世了,苏轼犹豫要不要亲自去一趟。伯诚与他的关系一般,但其弟弟陈季常却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看在季常的面子上,他也应该去一趟。思虑再三,苏轼还是决定不去了,因为季常与他哥哥的感情非常好,哥哥去世,季常一定很悲痛。苏轼不想在这个特殊的时候给他添乱,于是写了一封长信,并且派人送了一担酒作丧礼。

这封信即苏轼传世墨迹《人来得书帖》,内容如下:

轼启:

人来得书。不意伯诚遽至于此,哀愕不已。宏才令德,百未一报,而止于是耶?

季常笃于兄弟,而于伯诚尤相知照。想闻之无复生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下思三子皆不成立,任情所至,不自知返,则朋友之忧盖未可量。

伏惟深照死生聚散之常理,悟忧哀之无益,释然自勉,以就远业。

轼蒙交照之厚,故吐不讳之言,必深察也。本欲便往面慰,又恐悲哀中反更挠乱,进退不惶,惟万万宽怀,毋忽鄙言也。

不一一。轼再拜。

知廿九日举挂,不能一哭其灵,愧负千万,千万。

酒一担,告为一酹之。苦痛,苦痛。

陈伯诚和陈季常的父亲是陈希亮,陈希亮是苏轼26岁时在陕西凤翔任签书判官时的上级领导。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在去黄州的路上偶遇陈季常,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按宋代礼节,接到讣告后,关系密切的朋友可以送银子,也可以送其他东西,并有专门称呼,如送衣服被称为“襚仪”,送财物,则称为“赙仪”,如果送香和酒,则叫“奠仪”。从此信来看,苏轼只送了酒。这其中还有一些特殊原因。

首先,《人来得书帖》作于元丰六年(1083)年,这时苏轼还在黄州,比较穷,一个大家庭没有固定收入,靠一点薄地混点口食,没有那么多银子送朋友。

其次,送酒是帮助丧家解决实际困难。

葬礼中用酒,自古以来就存在,大概是觉得人死后就会入地府,以酒洒地相当于为死者践行。在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丧葬活动也会用到酒,比如:给死者清洗身体后,将死者移至停放间,将腊肉和酒都放在祭桌上,然后将酒倒在死者的东边。前面也要放一张桌子,上面放置果盘酒水,还要有专人侍候,一如死者生前一般。接着在很多环节中都会有酒洒地,有的用量多,有的用量少。比如在谋划安葬地时,棺材送到墓地以及下葬都要以酒洒地。这些礼仪用酒不多。但有些环节用酒量就很大,比如前来悼念的人如果是死者的生前挚友,则进门之后就要以酒洒地。对一般的悼念者,丧家也要在灵座前点香、浇茶、斟酒。悼念者在灵座前叩拜时也要以酒洒地。此外,耗酒量大的环节就是宴饮,宋代的酒度数都不高,一人喝几碗是常见的事。这意味着朋友越多、官位越高,用酒量会越大。

用酒量这么大,酒从哪里来?当时很难买。宋代实行榷酒制度,法律规定不许私人酿酒卖,否则要入罪。而官酒似乎总是不够卖,又喝不过瘾。因此,朝廷对去世的重臣会有一项特殊恩典,就是允许其家属自己酿酒,专供丧葬期间使用。比如北宋政治家、词人韩琦去世后,在宋神宗赵顼的多项特别顾恤中,有一项就是“许即坟造酒,以备支用”。

陈伯诚的身份和地位远不如韩琦,但他的父亲也曾官至转运使,自己也是士大夫。此外,他家中有四兄弟,最小的弟弟陈季常人缘很广,像苏轼那样因陈季常的面子而前去吊唁的人也会不少,这样一来,其葬礼中要用到的酒也会不少。所以苏轼送酒作丧礼,是帮丧家解决实际问题。

第三,苏轼好酒,还自己酿酒。

苏轼好酒,天下皆知。不过他酒量小,几杯下肚就开始找地方睡觉,李公麟还曾画过苏轼的醉酒图。苏轼还喜欢以酒当礼物送人。比如他在《职事帖》中说:“新酒两壶,辄持上,不罪浼渎。”这两壶酒就是送给弟弟苏辙的亲家。

苏轼的酒是从哪里来的?有可能是买的,但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宋代的官酒又贵又不好买。有可能是朋友们送的,因为苏轼文集里提到过有朋友和邻居送酒给他。不过,他送给伯诚的酒有一担,所以极有可能是苏轼自己酿的。宋朝不许私人卖酒,严格管制酒曲,但在比较偏远的乡下,自己酿自己喝是没有问题的。苏轼在黄州时也写过不少酿酒的诗文,如《记酿酒》等。

苏轼在黄州还酿过蜜酒,酿造的方子来自老家四川一位姓杨的道士,他在《蜜酒歌》里写道:“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这里用的“一日”“二日”“三日”,都能想象苏轼是如何每天在酒缸边等着酒酿出来的。既然爱好酿酒,又有秘方,那送给伯诚的酒极有可能是苏轼自己酿的。

《阳羡帖》中的卜居情缘

柳沣圃

“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暇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元丰七年(1084年)的十月二日,宜兴舟中,在写下《楚颂帖》的时候,苏轼的内心,不知是否与九百多年前的微风一样,静静地划过江面,掀起了一阵期待的波澜。

此时距离苏轼初到黄州已经过去五年,五年间苦闷的生活,已经从“偶逐东风转良夜”变成了“何妨吟啸且徐行”。生活五味,人情百态,“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困顿的生活已然过去,如今获赦,苏轼便上表乞居常州,希望能真正的回归篱下。

“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讬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及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渎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通过《阳羡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苏轼内心所向往的“老年生活”也并非惬意,还是要为现实的“未足伏腊”发愁。但虽是如此,却已经与夜饮东坡的状态大不相同。如果说在黄州躬耕东坡,更多的是苦闷与不安,那么在阳羡购田,则是完成早年间的承诺,再续前缘。

苏轼与阳羡的缘结早在嘉祐二年(1057年),与好友蒋之奇相约在功成名就之后能够共赴“鸡黍之约”。并在熙宁七年(1074年)于黄墅村处购得一田,在岁月静好中兴奋地说:“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在苏轼看来,他与阳羡的一花一草,一物一人,都有着很深的缘分。政治上的沉沦,时间的纷繁复杂,都不及这眼前的无限山光和质朴的民风,就像是炙热中的清风,让人不得不驻足于此。

在黄州“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生活不仅磨炼了苏轼的心性,也在痛定思痛之后,带给他艺术上的高峰。此帖整体面貌已与元丰初年(1078年)之前大不相同。也如同苏轼本人一般,在沉稳厚重之中,透露着沉淀之后的潇洒与飘逸。从结字上看,结字本身的欹侧并非十分突出,特别是“然”“伏腊”“冗”“想”等字,较为舒张宽阔的结体形态,在质朴中给人沉稳大方之感。其他多字,小幅度或欹或斜,灵动自然。字与字之间的大小对比十分强烈,“虽”“腊”“议”“事”“深”等字,是整个手札中较为突出的字,与“所言下”等形成了鲜明的大小对比,同时也形成了墨色上的枯湿浓淡的强烈对比,给人以跌宕起伏之感,而并非通过大的轴线摆动去实现,在含蓄中凸显了精彩之处。笔力雄劲,古雅可观。

整体章法上,错落有致,似有规律可循,而又非循规蹈矩。虽所留空白基本对称,可落款处,却极有巧妙之处。“轼”字略脱离正文,以小空白破之前面规律性的空白,顿觉有活泼之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拜”字,在苏轼的手札中,此种写法甚少,末笔一长竖,并非一味的直线,有方向之变,却并非矫揉造作,轻柔顺畅,灵动飘逸,尽显洒脱之态。

上书得便宜,归老湖山曲。躬耕二顷田,自种十年木。乞居常州得请之后的苏轼,不辞辛劳,携全家老小来到阳羡,只为躬耕二顷田,足见苏轼对于阳羡的情怀。向往多年的卜居生活眼看就要实现了,《阳羡帖》中的求田问舍,也是在为这里的日子做长久打算,但这种复得返自然的日子不及盈月,便又要走马上任了,此后的苏轼,仕途辗转,接连被贬谪多地,平生之想,动与愿违。但在苏轼的心中,即使身处海南如此偏远之地,心中也仍然怀有回归阳羡生活的一丝盼望。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6岁的苏轼度岭北归,七月丁亥卒于常州。“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在苏轼心中,自己对于常州,已不是外来客,而是“此心安处是吾乡”,虽最终没有回到阳羡,但是多年漂泊的叶子,江海余生之后,又回到了心中所向之地,正如宋人费衮之言:“盖出处穷达,三十年间,未尝一日忘吾州者。”当年被阳羡山光吸引的青年,不想竟与此地结下一生的缘结,最终诠释了“逝将归老,殆是前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