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学:论艺术与史学的共性

(一)风景:戈壁–蒙德里安–史学之美

蓝天,强烈的阳光,沙石;这是一种风景。它的原素太简单了,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太多的语词来描绘。见过江南抑或岭南青山碧水的人,忽然置身其中,会感到生命就要沉寂下去:太荒凉、太安静了——让人无法忍受!不,这又有多美——美得异乎寻常,美得异常伟大!一切能称之为“美的”东西、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凝缩在这里——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淡化得没有了形式。倘若你能使自己生命的勃动与这种风景的脉搏合拍,以至汇融,霎时你就会获得无比巨大的力量,敢于追求一切真善美,时间、空间对你的限制不复存在,你便获得了类似宗教信徒与神交时“永恒存在”般的快感。这又怎是青山碧水凭依柔和的色采和线条给人的那种肤浅的愉悦能比的呢?蒙德里安更能被这种戈壁美景所激动。在他的经典名作《红黄蓝构图》(见上图)中,除去横竖线和原色以外,别无其它。复杂的造型,色采的合成,已被极度简化。习惯于普同绘画的人无法解读,无法领会蕴含在简单构图中的内在之美:它展现了物体的精髓。在画前,“人由于抽象的审美默想而具有了与宇宙下意识地同一的能力……个性被嵌进和宇宙现象之中……与 自然 决裂的新绘画的特点是:对宇宙更为清晰明确的表达。”然而蒙德里安并没有长久地伫立在戈壁滩前。否则,他的画面将更加简化:毕竟他借助横竖线的垂直交叉来构造一种平衡与和谐;而这完全可以省去。描绘戈壁风景,引介蒙德里安的绘画是为了阐明一颗“心灵”——它为 艺术 和史学所共有。对艺术而言,不存在不能入画的对象;对史学而言,也没有不可描述的事物,二者完全可以包容一切。这里是指二者共有的一种抽象取向。艺术抽象的结果,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人们借助对色彩、造型等的欣赏,力图解读艺术家阐述事物本质的特殊语言。史学抽象的结果是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籍,人们通过阅读,在认识或认知过去的同时,欣赏史学家的抽象艺术。“史学的抽象”,就是借助种种技术手段和 科学 分析 使隐藏在纷纭复杂的 历史 背后的质性的东西显露出来。这些东西存在于人类 社会 的每一个时段,“过去”、“现在”、“将来”这些限定性时间词对它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它就是人类对真善美的渴望与追求。所谓“史学之美”,应该这样理解:史学的指向揭示人类向善冲动的冲动是一种美;这种美的展现过程也是一种美。“史学美”既是结果,又是过程。史学美的展现将由所有 学习 、 研究 以至于热爱史学的人来完成。他们所必需的是:无畏的勇气,真诚的心灵,科学的 方法 。

(二)蓝花:梦想?现实?TOP

“蓝花”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诺瓦利斯经常使用的词语,对他而言,蓝花“包括一个憔悴的心灵所能渴望的一切无限事物。蓝花象征着完全的满足,象征着充满整个灵魂的幸福。”这里借用“蓝花”来指对完美的追求。“完美”应该是个宽泛的包容性的概念。具体到史学,即指史学自身目标的完成——史学美的展现。古代史学对此没有太大贡献。以 中国 古代的历史编篡学为例。它的目的就是记录——“忠实地”记录“半个社会”的全部 内容 。在今天受到高度评价的经典名著,不管是《史记》,还是《通鉴》,它们的最高价值不过是:在古代用做帝王士子鉴古的工具;在今天用做史料和读物。这种史著没有透视,个别展现史学美的行动也谈不自觉。兰克(Ranke)史学是历史编篡学 发展 史上的重要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如下:①内容以 政治 史为主。②史学是对事件的叙述。③观点来自上层,关注各式精英。④史料来自各种正规 文献 。⑤单方面考察历史人物、事件。⑥这是最重要的观点。史学应该是客观的(History is objective ),史学家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并给予公允的叙述。不管怎样,史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理论 、任务、手段等等。史学开始走向科学。然而,兰克史学的偏狭注定它不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拘泥于所谓“正规文献”——无非是些“正史”、官方文件汇编、政府存档等等,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在更广阔、更完整的空间里寻找自己的对象。对所谓“客观叙史”的过分强调,使史学家丧失了深入到表象背后探索本质的勇气,而仅去注意表层的人物和事件。著作成为历史的帐本,只有表象的因果得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认识进展到新的深度。也就是说,对相对深刻的 经济 层面的认识。以领袖们的主张、论断为基础,这类史学家强调“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历史中政治的变动、文化的变迁、思想的演进等等一切,都可以追溯到经济层的变化与动荡。不同经济利益的体现群体形成阶级。人类社会的一切,有形的抑或无形的,都被各个阶级瓜分走一部分。它们互相排斥、互相对立;斗争,妥协,再斗争……历史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演进下去。经过长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公式,并用它套解了全部人类历史。这种解释据称“拥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然而 问题 在于: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解释历史问题的必需前提。它所适用的范围同全部历史内容相比只是很小一部分。这种历史解释学的生命力并不很强——当然这并不否定它的存在价值。它曾经盛极一时,并且在许多国家占据主流,得益于它与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与兰克史学相比,在史料的选取、具体的操作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没有太大进步。同样的历史内容,兰克史学给出完整的叙述——尽管这种史学并不深刻,但比较客观公允,最大限度地“忠实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受到与兰克史学一样的眼界狭隘的困扰的同时,为了满足公式解释的需要以及迫于现实政治压力,不惜割裂历史本身,再把碎片按自己的意图重组。结果,一方面,出现了一个含义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的名词——“历史教科书”;一方面,无意的错谬和有意的谎言充斥了历史作品本身。史学发展到“年鉴——新史学”阶段方才步入春天。从“年鉴派”到“新史学”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完整序列。与兰克史学相比:

一、新史学关注人类社会的全部活动:一切都有历史(“Everything has a history”)。

二、旧史学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描述事件;新史学则强调对历史的结构分析(“the analysis of structures”)。

三、新史学能利用的史料的数量远远超过旧史学。这既包括新史料的开发,如“口头的”、“视觉的”、“阅读的”(Reading history)等等;也包括利用新手段深挖旧资料,特别是借助 计算 机技术而兴起的计量史学极大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四、与旧史学的观点主要来自“上层”相对,新史学家努力摆脱只关注各式精英的陈规,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下层”(the below)。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与普通大众的观念和经验一致。

五、新史学全面考察历史,既重视“集体的”,也重视“个人的”;既重视“潮流”,也重视“事件”。

六、兰克史学强调史学的客观性,这是正确的。新史学强调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观点:无论史学家如何努力,都不可能避免由于种族、信仰、阶级乃至性别差异而产生的“偏见”;或者说,史学家必定从特定的一点出发来考察历史。这一主张的意义在于:史学家不必为了客观牺牲一切;历史没有必要成为客观性的奴仆。

无论从哪一点来讲,“年鉴——新史学”都进展到史学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史学的科学化由其完成。史学终于在科学的圣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年鉴——新史学”缔造了历史学的时空。

布罗代尔批判旧史学把不同的事务、运动统统置于单一的时间度量背景中,而“正是一些既无同样延续性,又无同样发展方向的运动。其中一些运动适合于人的时间量度,这是以我们短暂、仓促的生命为量度的运动;另一些则适合于社会的时间量度:对于这一量度而言,一天、一年并不意味着什么,一整个世纪常常只是这种时间延续的短短一瞬。……并不存在只有一种简单节奏的社会时间,这种时间与编年史家新闻记载体式的时间、与传统史学的时间毫无共同之处。”布罗代尔把历史时间区分为三类:缓慢流逝的历史——地理、生态环境的时间;具有缓慢节奏的历史——社会史的时间;传统史学的历史——个人、事件的时间。史学家对时间的认识发生了飞跃。时间不再是一种根本无法把握的无形存在;它成了一个有自己脉搏、有不同节奏的活生生的事物。史学家完全有可能准确地感触到这种节奏,并进一步寻求勃动的力量之源在哪里、是什么。果能如此,史学家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将和艺术家的认识一致。那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以及和他一样天才的学者的同样伟大的著作,将同运用风景描绘来表达自己对时空极限和人类生存的心理状态的探索的卡斯帕尔的经典作品一样不朽。对空间的认识更加科学。“结构”,在新史学家看来,包含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内容。“宏观性”是指,历史是一个有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复杂结构整体,它随着时间的变动发生局部的或整体的变动。“微观性”是指,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的不同层次有其自身的结构,对这些具体结构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历史整体。新史学家把此与时间认识结合,普遍地采用“长时段”方法来考察历史。特定的时空组合使认识对象三维化,史学家可以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来观察、分析,作出最大限度的完整评判。尽管 目前 “长时段”的绝对内涵还多是五十年、百年或几个世纪,但是它的反溯和顺延能力是无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不再会是一条奔腾万里的大河,使人无从把握。新史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简单地说,它使史学美的展现成为可能。然而,新史学的缺陷又妨碍了史学美的展现。这明显表现在它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宏观历史比较学者的批评上。年鉴派领袖认为,斯、汤等人的历史比较与文化比较建立在一种空泛的 哲学 思辩的基础上,缺乏真正的科学根据和实证研究基础,结果既混淆了比较各方面的个性,又模糊了作为比较结果的共性。这一评论暴露了新史学潜在的危机。多少年来,史学梦寐以求的就是跻身科学的殿堂。在艰苦的历程中,史学终于摆脱了古代的幼稚、近代的偏狭,最终“长大成人”。但是史学在这一过程中也丧失了一些本不应该丧失的东西。在当代,人文科学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乃至术语;历史学也不例外。计量史学的兴起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历史研究对象的日益细碎,研究方法的日趋繁琐,完全与当代科学的潮流合流。这固然反映了史学科学化程度的加深和史学家对历史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化;它同时也说明史学越来越没有了个性,越来越没有了勇气。这种“个性”、“勇气”是指:面对史学日益技术化、工具化潮流,历史工作者应该始终保持的一种理性的反叛精神——保持史学艺术化的胆量。斯宾格勒站在最富艺术性的史学家行列。他力图发现历史的春夏秋冬——历史的生命历程——的勇气,感召一个新的历史春天到来的宏大气魄,使他能同最伟大的艺术家相比。同样地,汤因比更加科学地论证每一种文明的生长、消灭,并力图构画世界演进的前景,正说明他有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与之相比,“年鉴——新史学”的研究范围局限于一个或几个世纪的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城镇、一个乡村。新史学家对其的研究,恰如凡·爱克的新人肖像画描绘的那样: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与斯、汤的历史全景图相比,它就显得太渺小了。不能否认,对具体对象的最大限度的全面认识是认识历史整体绝对需要的;但是,到此为止?无论是新史学明显的学科扩张性——如费弗尔多次提出要用史学包容其它人文科学,还是新史学家提出的“整体史”(total history),都说明了新史学不愿放弃史学固有的宏伟和博大。然而,对斯、汤等人几乎彻底否定的批判,在提出“整体史”口号后不久又对所谓“更加切实的具体研究”的强调,都说明反叛史学“技术——工具化”潮流的软弱。众多史学家满足于为小型历史结构作出详尽的解说。这或许是由于史学科学化的进展使得史学家要处理的资料、要涉及的领域太广所致。但也可能是史学家的“零件心理”的缘故。不过,无论零件加工的多么完美,倘若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能运转的机器,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许多史学家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的,因而他们可以“放心地”把成果存放在社会上。可惜的是,任务是让权利机关揽走的。在并不健全的社会中,权力机关在利用这些成果时,不惜任意的曲解和改篡。最后抛向社会的大众的历史依旧是虚假的。人们看到的仍然是谎言和错误拼凑成的书籍、报纸、电视节目。然而,在政府包罗万象的今天,让历史学家不去依靠占有无可比拟的财富、拥有数量庞大的人员、控制着各种传播媒介,同时操纵着意识形态的政府,而去孤独地展现史学之美——这意味着既要解决巨大的物质困难,又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新史学家退缩了:一方面因为内心勇气的丧失;更因为意识到自己卑微的现实。难道史学美的展现真的成了浪漫派的蓝花——它只存在于理想和梦中?难道展现史学美也将和解读镌刻在月亮上的象形文字,也将和在带露的花瓣上书写诗歌一样虚妄?难道几千年史学的艰难演进,一代代史学家的劳苦,“年鉴——新史学”的伟大进展,已经化为乌有?我们这些在今天仍然学习、研究和热爱着史学的人真的只能象蒙克画中转过身来绝望地呼喊的“他”一样把自己彻底埋进绝望的坟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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