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油画发展的“战略性转移”(作者:陈履生)

为了凑足30年,把1976年以来的中国的油画发展冠以“新时期”,好像在史学的分期与油画发展的实际之间有矛盾。当然,这一矛盾和存在的问题,并不影响我们认识1976年以来的中国油画的发展。回顾20世纪中国油画的发展,1949年之后,写实主义油画的传统在主题创作的时代要求中,出现了新的面貌,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为社会服务的具有歌颂性的主旋律中,一批反映时代、代表时代的作品应运而生,这些作品作为中国风格和民族性的见证,曾经是中国油画发展史的骄傲。被称为第二代油画家的一批人,他们不管是吸收欧洲油画艺术的传统,还是接受苏联油画的潮流,或是坚持延安革命艺术的立场,都以时代的艺术使命为己任。个中所反映出的精神性的内容,虽然不免有时代的局限,可是,那种真诚而没有私利,执着而隐蔽个性的品格,使这一时期的油画呈现出一种群体化的倾向。悲剧发生在60年代中期,10年的发展,将一种倾向扩大为历史的灾难,极度的群体化和政治性,使中国油画淹没在红光亮之中。1976年到1985年,面对“文革”的反思,面对逐步开放的社会发展,面都日益澎拜的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中国油画开始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85年以后,中国油画的发展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冲击下形成的个人主义倾向,凸现了多样化的面貌,其主流性的潮流是以反叛主题性创作而成为一种时尚。因此,时尚的油画家与各种时尚潮流并肩而行。在缺少时代代表作的时代里,精神性的缺失成为当代中国油画的一大问题。虽然有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当代油画并不缺少精神,那么,这就牵涉到“精神”和“精神性”的一些概念上的问题,如果不是纠缠于一些文字,精神与精神还是有所不同,新一代油画家与20世纪50年代的一批油画家在精神性的追求方面,是有很大的不同;而自我欣赏与感动时代的精神内容,在内涵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可以从具体的画面中看出来的。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是,商业性的侵入也严重影响到当代中国油画的面貌,而且成为一种难以根治的病。

正因为此,一个旨在“回顾与展示”、“研究与总结”的“大河上下——新时期中国油画回顾展”,引起了油画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詹建俊先生在“新时期中国油画论坛”上提出“自觉建构油画艺术的中国学派”,其指向也正是力图扭转当代中国油画在发展中的两大问题,而这几乎是延续了他的老师、艾中信那一代油画家的理想追求。对于当代中国油画发展的现状,中国油画界的高层提出了“中国油画发展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即从过去百年基本上是学习并有所创造转为放眼世界、立足本土、开拓创新的世纪”。如何理解这一“战略性转移”,如何评价中国油画在当代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要了解和研究新世纪的油画艺术,要到中国来。显然,我们对中国当代油画的发展成就评价过高,对于建立“中国学派”过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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