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恰慈:镜子两边的中国梦(赵毅衡 )

瑞恰慈:镜子两边的中国梦
赵毅衡
瑞恰慈至少试图移开镜子,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角度看问题,而且提出一种切实的方案。
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起了最大影响的英国理论家,应当说非瑞恰慈莫属。瑞恰慈是英美形式文论的第一个推动者,他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七本美学与文艺哲学著作,在文学理论中引入了两门学科:语义学,与心理学。前一门学科后来成为新批评派的理论基础,后一门却受到形式文论的强烈反对。但是这二门学科,却在瑞恰慈的终身中国梦想中结合起来。
1922年,尚是年轻学者的瑞恰慈,写出他的第一本著作,即与奥各登等合著的《美学原理》。此书已经着意使用中国哲学,来解决西方思想的传统命题。瑞恰慈从朱熹对《中庸》的诠解,引出了“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sis)这个结论,成为三十年代新批评派“包容诗论”,“张力论”,“不纯诗论”诸说的蓝本。
1927年,瑞恰慈结婚,决定到远东度蜜月。在日本稍留后,到北京,一直住到夏天才南下攀登喜马拉雅山(瑞恰慈夫妇的一项终身爱好)。中国给瑞恰慈留下如此美好的感觉,以至于他一生到中国六次,数度准备长居中国,虽然世事沧桑,硝烟难宁,未能如愿,但是他在中国“居住”了五年半,最后几乎死在中国,一往情深,可谓生死不渝。
1929年瑞恰慈夫妇又来北京,在北大做访问教授。此时瑞恰慈已经出版了《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等轰动性的著作,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界的权威领袖。此时,他却想在中国定居。他们开始学汉语,瑞恰慈夫人很快学上了口,以后一直给瑞恰慈做翻译。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能学会,原因可能是错用《孟子》作教科书。汉语没有学好,却写成了西方孟子思想研究的一本开拓性著作《孟子论心》(MenciusonMind)。
瑞恰慈选《孟子》作他的教材,是因为孟子在先秦诸子中,显然是对人的前景最为乐观者。在《孟子论心》的序言中,瑞恰慈表示对胡适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宣称的“中国传统哲学只有历史意义,无益于现代”大惑不解。他说他的理解正相反:西方的清晰逻辑,正需要“语法范畴不明”的中国思想方式来加以平衡。
瑞恰慈明白他并不是一个够格的汉学家,所以他自称做的是“复式定义实验”,即运用他的语境理论,从上下文反复推敲孟子说“心”,“性”,“志”,“命”等词时,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得出结论:沿着孟子的“心性”论方向走,知识就得到一个内求于心的向度,而不是西方式的一味“揭开自然的奥秘”,就完成了求知的全过程。
此后,瑞恰慈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一个转折。
瑞恰慈三十年代初成为奥各登发起的“基本英语”运动的领袖,试图把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成一种社会实践。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扫盲普及成人教育,二是创造一种世界语,因此自称为“基本语”(Basic)。其方法是把英文词汇压缩到500到800简单词,进一步精简英语中残存的变格变位。他们认为当时正得到不少支持的Esperanto等“人造”世界语不可能成功,因为没有使用此语言的文化社群作依托。
三十年代初,基本语运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支持,在二十五个国家设点推广。但是瑞恰慈认为基本语的成功,需要一个政府支持的“全国运动”试点。他坚持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家。1935年赵元任,胡适等人参加基本语的中国委员会,使瑞恰慈大受鼓舞。1936年4月他雄心勃勃地来到中国,以其辩才说服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第一步是训练几千英语教师。
除了1937年初回英国向剑桥大学请长假,瑞恰慈夫妇这次几乎在中国留了整整三年。选择中国作为基本语试点,除了瑞恰慈本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一次大战期间某些中国旅欧知识分子在华工中进行的扫盲运动,用几百汉字让华工粗通文墨,读报写信,“基本语”的设想起端于此。第二,瑞恰慈对现代汉语作了观察,认为语言的改轨并没有完全切断文化传统。当时中国谈论正多的“拉丁化”,也使瑞恰慈想象,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何妨更进一步?
这当然是一种语言乌托邦。如果人造世界语因为无民族文化基础,难以开展,那么“基本语”毕竟仍是英语的一种变体,携带着英美文化霸权,即使能让另一个民族接受,几乎等于文化殖民。幸亏,基本语在具体实施中,只是在速成训练大批英语教师。在这个限度内,瑞恰慈的天真,很难说给中国造成损害。
在中国的开展过于顺利,瑞恰慈在1937年夏天写道,“一切如愿,太完美,看来总得出点错。”果不其然,两星期不到,七七事变,京津诸校南撤。基本语运动所依靠的中国语言学教授们,也走向西南。瑞恰慈不愿意就此放弃,也从海路辗转到达香港。此时他们听说叶公超陈翰笙等基本语运动中方人士集中于长沙,立即决定坐长途汽车北上。随着战局恶化,他们也沿桂林,南宁内撤,最后在昆明站住脚。这一程,虽然地方大员张治中,白崇禧,龙云都表示支持,并且由省教育厅主持大规模演讲训练,但战时气氛,戎马倥偬,已经抹尽了乌托邦的可能。瑞恰慈的理想主义精神再顽强,也不得不另作打算。
1937年冬,他到大理一带攀山探险,夜渡洱海。1938年春季,再度北上,到平津地区,以天津的耶稣会师范学校为基地,重新开始基本语工作。此事颇引起争议,瑞恰慈说他的时间度量单位,“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半个世纪”,意思是日据与否,可以暂且不论。但是到1938年夏,连瑞恰慈也明白了,整个世界已经无法宁静。他回到西方,在哈佛工作二十年,基本语运动也萎缩成成人扫盲教学法的一种。
1950年,中国内战结束。国情的稳定,使瑞恰慈再度来到北京,试图重振旗鼓。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梦想不再可能。
1978年,八十五岁的瑞恰慈寓居剑桥,突然接到北大校长周培源代表“前同事们,前学生们”寄来的礼物,欣喜若狂。当时他水肿病已很严重,靠利尿剂维持,却依然决定重返中国。“四十年前耕耘,终于能清点一下成果”。
次年5月瑞恰慈到桂林,杭州,上海,济南诸大学周游演说,坚持谈谈基本语的理想。6月初终于在青岛病倒,用火车送到北京协和医院,已经昏迷。7月中旬,中国政府决定派医生护士护送回英国剑桥,但是瑞恰慈一直没有醒过来,九月中止呼吸。
瑞恰慈明知他的中国之行很可能送命,但是“去是死于胜利,不去是死于失败”。他胜利了没有?在这个被政治撕裂的世界上,语言教学都不可避免带上权力色彩。瑞恰慈的最后中国演讲之行,没有任何报道。笔者当时正研究新批评派,试图追踪瑞恰慈理论思想的最新发展。让我失望的是,听到演讲的一些朋友,都笑话老先生之迂。
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正是贫弱不堪,内外交困,西方人大都认为中国“国不成国”。但是瑞恰慈坚持认为中国充满希望。“中国人富于人性,反对暴力,奉公守法,勤俭努力。他们的社会给全世界一个启示:在艰难困苦条件下,人类也能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中国永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1930年他准备长居中国,远在伦敦的艾略特写信给他,说西方人要理解东方思想,“就像同时要看到镜子前后,不可能”。艾略特的意思是西方人看到的,只是自己想看到的,不可能从中国人方面看问题。他的说法,对于大部分观视中国的西方人,显然是对的。但是瑞恰慈至少试图移开镜子,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角度看问题,而且提出一种切实的方案。不管此方案本身有多少问题,瑞恰慈对中国的感情是真诚的。
如今,英语果然成了世界语,但是这种充满美国俗文化的英语,与基本语的设想相去太远。
只有在一个意义上,瑞恰慈死于胜利:那就是他不屈不挠接近中国理解中国的努力,赢得了我们的尊敬。■ [赵毅衡随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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