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中国化的命题

油画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媒材并不存在国界之分,由于艺术家的身份归属问题使得其创作的艺术品必然打上艺术家所在环境的烙印。以国别来确定艺术的归属就其实质而言是艺术不独立的一个表征。我们受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把艺术门类看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在其内部又可以区分为各个不同的二级三级甚至更为细致的子类,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艺术在存在系统上的非独立性。

艺术家身份的非独立性使得艺术存在对于政治、经济、宗教和民族等各方面影响的依附,但是就其解释系统而言又可以自成体系。这种体系就是建构在各种势力平衡的基础之上的妥协“合约”,这“合约”是非文字系统并且是时刻修正的。艺术系统的相对稳定是以主流艺术家和艺术评判系统相对稳定为前提的。大范围的平衡影响小范围的平衡,政治经济平衡决定了艺术的平衡。国界之所以成为地域区别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范畴,是由于它联系着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

油画中国化的问题自油画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这一历史进程,但是明确提出来的有三个时期,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油画最初进入中国可以追溯到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这距离凡·艾克兄弟等人的油画实验不过一百年多一点。但是,在清朝康乾盛世这段传教士油画家们最风光的时候也没有真正的使油画在中国的艺坛上占领一席之地。

鸦片战争之后的留学生和传教士油画家共同努力使得中国油画家的数量开始增加,当然这里面也有刘海粟这样的本土艺术家出现后的推动作用。推出第一个油画中国化浪潮的主要原因是民族自尊心的需要。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油画创作的中心而取代了广州的辉煌地位,尽管有殖民势力中心变化的因素,但是国民政府的官方行为在这里也是不能忽视的。上海曾经一度成为南北政坛的平衡点,油画继国画之后成为上海新的艺术商品。很快,抗日战争的炮火打破了一切,包括中国油画的发展梦。长期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解放战争使得艺术家忙碌在抗战救亡和选择立场的边缘线上,油画的中国化建设日程表不得不一推再推。

建国初的五十年代面对百废具兴的光景,油画如何在中国艺术中给予一个合适的名分和油画的中国化,这是艺术界关心的两大问题之一。由于“艺术要为革命(政治)服务”的号召,油画的一部分特征被过分夸大,题材压倒形式,艺术语言失语等问题严重。运动终于堵住了嘴巴,艺术挣脱政治的影响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文革”后随着油画创作的日益繁荣,“油画民族化”的问题继1950年代的讨论后在1979年又重新被抛出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的油画,已经出现了不少新颖的画面,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精神,也可以看出画家的个人风采,已经出现了民族化的端倪。我国的油画是有成绩的。不要妄自菲薄;在这个基础上主动积极加强艺术实践,油画民族化的前景是灿烂辉煌的。”[1] “民族化”的理解各有不同,有的人赞成也有人反对,我们重温历史,可以看到当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艺术家是在跟着口号走,当然也有真正形成自己风格的艺术家。也有一部分艺术家就自己的创作来吸取中国传统的艺术资源的养料,创作出有特色的作品。更多的艺术家还是倾向于不提口号而是多创作。八十年代的艺术界风起云涌,配合思想的解放人们思考着诸多现实或理想的问题。艺术是什么?艺术何去何从?`85新潮美术的实验性的激进在1989年随着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又称“现代艺术回顾展”)的结束而为一个时代的艺术画上一个句号。艺术的变革面临政治永远是孱弱或卑微的,无论从事艺术的人怎样强调他从事职业的神圣性。

二十实际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油画真正的走了出去,这就不可避免的意味着中国(当代)油画的国际化进程的真正开始。这种国际化的进程是双方所追求的一种共存模式。政治的平衡通过经济的利益来取得,艺术装点了这一美好的画面。中国油画获得国际性的认可也就自然而然的具有了国际化的身份,反过来从国际的角度看中国油画也必然带有中国的特点,这个中国的特点是有政治色彩的地域性标记。

时间推进21世纪,文化的多元和文化意识领域的自由化进程发展使得对于中国固有文化重新审视的呼声和艺术创作日益频繁,这不得不又招致一论新的论战。中国油画这个命题的成立似乎已经是一个公共前提,但是中国油画不是指一个静止的时间段的中国区域的油画,而是指历时过程中的中国油画发展史。任何知识的体系建构都不能脱离两个评价体系,即时间和空间的判断,在时间范畴要判别前提是共时或历时,在空间范畴则是判断区域范畴的实际所指。不同的时空区别则至少是有四种配合方案,其判断必然是要涉及到多种评判标准。这里探讨中国油画是相对共同空间(清代以来中国的政权和版图多有变更)的不同时间段整体判断。

[1] 艾中信:《再谈油画民族化问题》,《美术研究》,1979年第4期;参见水天中 郎绍君 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下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9年11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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