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杜斯堡

 (Theo van Doesburg,1883—1931)是风格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他是(风格》杂志的创刊人和主持者,同时也是该杂志重要的撰稿人。他曾用好几个笔名在该杂志发表文章,让别人以为那些文章是由不同国籍的好几个人所作,从而人为地扩大了风格派的影响。杜斯堡曾对风格派一词的由来这样解释,“风格是出自我在1912年的阐述:剥去本质的外形,那么你就能得到风格。”

杜斯堡生于荷兰乌特勒支,起先曾以戏剧为业,写过一些寓言和剧本。1900年,他的兴趣转向了绘画;他在里克斯博物馆临摹藏画,并以卖画为生。杜斯堡对现代艺术运动颇有兴趣和热情,经常撰写文章进行评论。1915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蒙德里安那些将树木、教堂等母题一步步引向抽象的系列画。蒙德里安读到该文后便到处寻找作者。杜斯堡自己也在绘画中进行与蒙德里安相似的抽象实验。“杜斯堡甚至比蒙德里安还早就认识了直线在艺术中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甚至想给他的杂志起个名字叫《直线》。”(阿纳森著,邹德侬等译:《西方现代艺术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第226页。)而假如该杂志真的被如此定名,那我们如今所说的这个风格派,恐怕就该叫“直线派”了。1916—1917年,他在一系列表现奶牛、静物及玩牌者的画中,以几何图形简化物象,最终消除了画面物象,而走上非具象的道路。这幅《玩牌者》的母题来源于塞尚的同名作品,杜斯堡将塞尚画中的那种几何构成的处理,进一步引向抽象。我们看到,玩牌者的形象已被抽象成为无法辨认的直线和矩形。那些不同的矩形,形成了一个疏密聚散变化有致的网格结构。在这一网格结构中,所有造型要素均被水平线和垂直线控制着,形成某种节奏和韵律。这种图式令我们想起蒙德里安的作品。其实,在这件作品之前,杜斯堡已就塞尚的《玩牌者》作过抽象探索。

那件早些时候(约1916—17年)的作品在构图上基本照搬了塞尚的,人物形象则被简化为平面的几何色块,不过形象依然是可辨的。

1917年,杜斯堡与几位荷兰先锋艺术家共同创办《风格》杂志。1921年,他离开荷兰,到中欧各地作巡回演讲。在各地,尤其是在魏玛的包豪斯学院,他成为轰动一时的人物。杜斯堡曾于1920和1921年两次造访德国,后一次是受格罗皮乌斯之邀访问魏玛包豪斯学院。不过,令邀请者始料不及和大为后悔的是,杜斯堡竟在那儿对于包豪斯当时流行的个人主义、表现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法,发起了一连串的尖锐攻击。这自然引起了包豪斯主人的愤慨。面对重重敌意,杜斯堡毫不示弱,在学校附近建起自己的工作室,开设绘画、雕塑和建筑课程。他所讲授的课受到极大欢迎,学生们的反应迅速而热烈。这使得格罗皮乌斯不得不固守城池,而明令禁止包豪斯的学生去听杜斯堡的课。杜斯堡曾在给友人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我已经把魏玛弄了个天翻地覆。那是最有名的学院,如今有了最现代的教师!每个晚上我在那儿向公众演讲,我到处播下新精神的毒素,‘风格’很快就会重新出现,更加激进。我具有无尽的能量,如今,我知道我们的思想会取得胜利:战胜任何人和物。”(转引自尼古斯·斯坦戈斯著,侯瀚如译:《现代艺术观念》,四川美术出版社,第159页。)杜斯堡在包豪斯学院产生的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在该学院师生后来的作品中清楚地显示出来。甚至,连格罗皮乌斯也没能免受他的影响。

杜斯堡才思敏捷、雄辩善论,对艺术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与蒙德里安在个性及气质上恰好形成鲜明对比:蒙德里安温和且有耐性,总是缓慢地前进,不断精益求精;杜斯堡则常常显得冲动,性格中更多的是挑衅性和攻击性,而较少建设性成分。他甚至会在《风格》杂志上,把他昨日还盛赞不已的人物(如李西茨基、马列维奇)贬得一无是处。在风格派运动中,他作为活动家与宣传家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艺术家的作用。新造型主义能在国际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该归功于杜斯堡的大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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